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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世界的人都认识到环境问题，这很好，但我不喜欢极端。不能从黑到白地急转弯。
我喜欢太极式——黑里有白，白里有黑。
对话嘉宾：李连杰（国际功夫巨星，公益组织壹基金发起人。近期因为壹基金的制度困境再次成为舆论焦点。)
中国做慈善的风险
王石：你觉不觉得做慈善有个道德风险的问题？做慈善的人如果有比较好的个人生活享受，可能公众会有不好的感觉。
李连杰：全世界的人都认识到环境问题，这很好，但我不喜欢极端。大家都说以后用电动车不用汽油，有没有想过50年后废电池处理可能又是新的环境问题？许多事不能从黑到白地急转弯。
我喜欢太极式——黑里有白，白里有黑。
在哥本哈根，我说了一个观点，老外都笑。我说你们的爷爷在工业革命时期发明冰箱、洗衣机这些高能耗的东西，一定没想过空气污染伤害子孙，想的肯定是为后代造福。但是今天我们意识到，享福的同时带来了很多灾难，所以要转一转。你们的爷爷们好心做坏事，现在大家都要承担，你们多一点，我们少一点。
王石：现在演艺界投身环保、绿色、慈善，成为时尚了。
李连杰：怎么帮人，是个问题。最近大家在热议，盖茨、巴菲特提出让富人捐出一半财产。
我很尊重他们的倡议。理解这来自工业革命两百多年之后一个成熟的发达国家的观念，但中国刚刚经过百年辛酸，经济腾飞只是短短20年，真正的财富累积也就在最近十年。我们的法律、条款各方面都不配合，应该冷静。如果今天大家都捐出一半，又像1950年代的超英赶美。
王石：请比较一下美国、欧洲、港台、大陆这些不同地区的慈善模式特点。
李连杰：举例来说，美国是把老母鸡做大，它下的蛋越多，分给社会的就越多。宗教基金是把5%-10%，最高15%的利润，从公司直接捐给教会。在英国模式里，运作成本可以控制在善款总额的30%，70%用在受助对象身上就行了。美国就小一些，基本上允许10%的成本。所以英国体系比较松，美国体系比较紧。
后来我发现，中国2004年的非公募基金会条例，智囊们参照的完全是台湾版慈善法——70%用出去，30%留下，其中20%做储备金，10%做运营。70%每年一定要用出去，这容易造成乱花钱。另外，资金没法增值。20%那部分可以投资，但风险由法人自行承担。我们目前的做法，基本上是摆在银行不动。因为老百姓说，我给你钱是要帮助社会的，怎么拿去投资了？人们还没有完全理解清楚之前，我宁可不动。
王石：这种做法初期是比较稳妥的。问题是，做慈善如何规避风险？
李连杰：我曾请国际级的会计师行、咨询公司做调查，结果是：中国没有一个可持续发展的项目，没有一个公信力很强的组织，运作得不透明，没有结果回馈。运作一个透明的体系并不容易，我每次为国际灾难捐钱，都不知道钱去哪里了，更何况一般捐款者。
我采取了一个方法，就是多头运动。我在上海成立了一个私募基金，它是独立法人，有公章、账户，可以弥补一些公募基金做不到的事情。一开始壹基金就希望做得透明，像上市公司，每季度、每半年都有报表。
深圳创业的影响
王石：在你身上，我看到的更多是光环。我挺纳闷——全国少年武打冠军，又演《少林寺》这么出名，你来深圳干嘛？
李连杰：在那个时代，基本上人不完全属于自己，学校让我干嘛就干嘛。我觉得不行，我要主宰自己，就想去深圳。单位、学校不放，北京市也不放。那时候深圳第一任市长梁湘经常到北京开会，我就找他聊，请了个病假，瞒着领导跑到深圳看看。别人帮我支招：先到深圳大学考文凭。
王石：到深圳大学学习，完全是一个借口[FS:PAGE]，是想到自由的地方赚钱。
李连杰：是借口。人事局长陪我去了一趟深圳大学，一句话就拿了入学通知书。我写了一封信给当时的国家主席杨尚昆，他一看，说孩子上学有啥错，画了个圈：同意。北京市和我们学校就没辙了。我在深大一天都没有上课。
王石：你创业的时候有一些经历，引起我的共鸣。
李连杰：我本行就是武术，那时候想成立中华武术国际发展公司，做武术主题旅游——少林寺、武当山、五台山，还有武术的中医、推拿、中药，还有武术教学。
那时候我只想着启动资金，整天梦想着中六合彩，没有想过生产、运营、营销。赌博、赌马在中国不行，卖彩票也不行，我们就搞个有奖募捐。深圳市政府批了，我怕出事，到北京市的公证处公证。公证处说不行，个人发起风险大，我就找了当时中国最大的25家新闻单位，由它们主办，我倡议。
结果，3天内，在全国找了六百多万元，不仅我害怕了，各个部门都害怕了，说这个不要在全中国卖，只在特区试一试。越做，我就越看到问题，比如突然发现账上有某局长的交通费，额外支出弄得我有点害怕了。我当时觉得一辈子可能会栽在这里，决定全身而退，撤得干干净净。
王石：真赚到钱的时候，突然警觉到很多不规范可能带来风险。这段经历怎么影响你后来做事情？
李连杰：绝对有关系。你有创业的经验，才知道人才怎么管理，不光是能力的问题，还有心术是不是在一条线上。
生死哲学
王石：跟你谈的绿色是广义的绿色——李连杰的绿色人生。2004年东南亚海啸对你的影响非常大，突然面临死亡，这是一个契机，它和原来的转变是什么逻辑关系。
李连杰：我是34岁的时候想到这个话题，突然在忙碌中踩了一下刹车。发现周边有些人，财富数以百亿计，但仍然不开心，我拍电影一辈子都挣不了一百亿。他们都不开心，我岂不更不开心？那时候开始想，原来我们最大的不安全感就是死。
王石：这不是宗教问题，而是哲学问题。
李连杰：死亡是人生最大的课题，懂得死亡了才能知道快乐，你抱着每一天都是最后一天的心态，但是每一天都以最大的努力去争取。
王石：现在人们挺喜欢谈论2012。我看到网上有很多悲观言论，甚至极端厌世。你怎么看？
李连杰：什么都有可能。人类这次文明短短的两千多年，2012可能造成重大伤害，但一定还会有更大的智慧、更远的方向。2012用反向思维说，它不会发生，因为我们都在努力。哥本哈根没有达成协议那天，我跟140多个基金组织在一起探讨，大家垂头丧气，骂声连天。我第一句话就说，我很高兴，因为协议如果达成，问题解决了，我们就都失业了。我们这些人是帮助社会的，没有协议就更需要我们努力团结、努力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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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地施策，破解停车难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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