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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了已经意识到的污染源，新的污染源也在层出不穷。
“抗生素抗性基因作为新型的环境污染物，被世界卫生组织列为健康威胁。”中山大学食品与健康工程研究院院长刘昕委员说，“而环境监测却对它们一路绿灯，检测项目里不包括抗生素污染，也没有针对抗生素去除的污水处理技术。”
据悉，有68种抗生素在我国地表水环境中被检出。“由于抗生素在医药、农业、畜牧业、水产养殖等领域被滥用，环境中的耐药菌和它们携带的基因，将通过水、土壤、食物的链条进入人体，造成人体抗生素耐药性。”
污染还会来自有机肥，农工党浙江省副主委张波委员说，浙江省做过实验，“一块菜地长期施用规模养殖场猪粪，对照组不施用，结果生产出的蔬菜中的铜锌砷含量，施用组远远超过对照组”。
“养殖业的饲料有多种添加剂，内含重金属元素，会有90%随畜禽粪便排出体外。”张波说，施肥到地里就产生了累积效应。
“猪饲料中的添加剂含有有机砷，施到地里会变成无机砷。”国家粮食局副局长吴子丹也认为，不是有机肥就是好的。
多种污染令人痛心，大面积退化则令人惋惜
“我小时候，东北黑黝黝一片，现在颜色都不一样。”全国政协人口资源环境委员会副主任王国发委员列出东北黑土地的近忧——黑土层变薄、有机质下降、耕层变浅，土壤理化性状变化大。
“黑土层从过去的80—100厘米下降到20—30厘米。”广东农业厅副厅长程萍委员有更准确的数据。
除了农药、化肥、除草剂造成的伤害外，王国发还发现，土壤也会被“烧伤”——
“秸秆一烧，温度七八百摄氏度，土壤里的有机质矿化、微生物被烧死。”王国发根据一年的实地调研，纠正错误观念，“过去认为焚烧后的草木灰还田增加肥力，其实和产生的破坏根本没法比。”
“秸秆出路找了那么多，还下了严令，怎么就管不住呢？”王国发分析，“过去给秸秆找出路，一整就是建厂提取木糖醇之类，能是能，可很难设想几百公里外的农民把苞米秆子拉到你那，找出路得从现实出发。”
“土壤保护基础特别薄弱。”李干杰坦承，连家底也没有摸清。
“十几年前，中科院尝试为河池治理几十万亩污染土地，最开始他们预估一亩地治理成本1万元，现在超过10万元了，也没治理好。”陈章良委员的案例触目惊心，“办法都想了，还是种不出植物，土壤治理非常困难。”
有报道显示，日本曾对土壤修复技术展开研究，提出土壤调理剂、生物调节、换土等一系列应对措施，效果最快最好的是换土，然而这一措施的成本极高，并不适合我国。
“土壤被污染后，会持续很多年，通过各种修复措施都难以保证粮食达标。”吴子丹分享检测经验，“我们调研时发现，有色金属冶炼厂周围上万亩土地，常年寸草不生。”
针对污染地和贫弱地，环保部副部长李干杰与农业部总农艺师孙中华分别回应。
“2010年以来，共安排财政资金16亿元，用于土壤污染治理修复。”李干杰说，在广西，湖南等地进行了试点，工作在推进中。
据介绍，环保部将土壤恶化趋势扼制的预期定为6—7年。
“目前完成的粗查密度是8公里一个点，下一步要做的详查非常必要，为治理提供依据”。
“法规、标准、制度都需要完善，技术薄弱需要创新，监测监管能力需要提升。”李干杰用三个“需要”概括了土壤保护的缺位。
一些“补位”的措施已经开始。“国家2006年开始的普查性粮食检测包括三大方面。2014年，针对镉超标，国家粮食局对粮食进行了逐仓逐货位的检测……2020年将确保新增8亿旱涝保收的高标准农田，测土配方施肥推广14亿亩以上，累计投入[FS:PAGE]40亿元。”农业部总农艺师孙中华用数据说话。
“对于重金属地区，我们提议转变种植结构。”国家粮食局副局长吴子丹介绍，“水稻等对重金属的吸附力强，马铃薯等吸附力弱，在轻污染地区，如果转变作物，可能生产出达标农产品。”
出人意料的是，粮食的农药污染比较轻。“主要因为粮食商品储存期长，农药逐步降解，出库超标率不到百分之一。”吴子丹说。
“中央财政去年投入20亿元，完善粮食监测网络，但目前自产自销的检验还不到位。我们正在探索怎么补上网络漏洞。”( 责任编辑：管理员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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