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杜祥琬认为，“双碳”目标意义重大，将引领我国有步骤、及时地实施低碳转型，推动减污降碳协同增效，使生态环境改善由量变走向质变，实现高质量发展。
碳达峰是经济发展和碳增长脱钩的一个拐点。美、加、欧、日等典型发达国家的经验表明，经济和碳排放脱钩的拐点是达峰，达峰是进步的标志。另外，高碳并非现代化的必由之路，欧、日现代化水平与美国相当，但前者的人均碳排放始终保持在美国的二分之一左右。
我国提出“30·60”目标既体现了应对气候变化的“共同但有区别的原则”和基于发展阶段的原则，又彰显了一个负责任大国应对气候变化的积极态度。我国根据自身发展情况提出2060年前碳中和，只比发达国家晚10年，这很不容易。因为人口密度高、单位gdp能耗高、一次能源结构中煤炭比例高、非发电燃煤比例高等原因，导致我国的碳数据较高。降低能源强度和碳强度是我们自己发展的需要，是进步的需要。
实现“双碳”目标需要重新认识我国的能源资源禀赋。“富煤、缺油、少气”并不能准确描述我国能源资源禀赋。我国除了化石能源还有丰富的非化石能源，特别是可再生资源，包括生物质能、水能、地热、余热废热供暖等。在发展高比例可再生能源的同时，要做好多能互补、源网荷储相结合，逐步构建新型电力系统，使能源体系安全、高效、经济、低碳。
实现“双碳”目标既面临困难，也具有重大机遇。从碳达峰到碳中和，发达国家短则45年，长则70年，我们国家只有30年，在碳达峰之后，只有采取更有力度的减排才能实现碳中和。我国面临产业偏重、能源偏煤、效率偏低以及几十年来经济发展对高碳发展路径依赖惯性大等困难。实现碳中和呼唤高质量的技术创新，其中，受控核聚变一旦成功，将对国家乃至全球能源转型的战略和路径带来颠覆性创新性的推动。
实现“双碳”目标是个复杂的系统工程，是一个科学的转型过程。实现“双碳”目标政策性很强，需要把握好节奏，积极稳妥，既要防止“一刀切”、简单化，又要防止转型不力带来落后和无效投资。碳达峰是高质量经济发展同时的达峰，是产业结构优化和技术进步导致碳强度逐步降低实现的达峰，不是攀高峰、更不是冲高峰，是瞄准碳中和的达峰。碳中和是我国经济社会发展新的引擎，是要开创一条兼具成本效益、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的路径，是与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同步的、经济社会低碳转型、深刻进步的里程碑。“双碳”目标是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的体现，是基于我国国情和对人类文明进程新的觉醒的目标，事关中华民族永续发展和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需要深度的管理创新、科技创新、金融支持和企业参与。( 责任编辑：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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